2007年3月10日，我接到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张孝昌同志的电话：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将由香港阳光卫视《人物志》摄制组一行陪同来连，客人们提出要我接受采访。

　　阳光卫视的华人收看户数早已超过3500万户，有高达1亿的观众。

　　阳光卫视历史台自2000年8月起向亚太地区提供高质量的历史传记电视节目。

　　《人物志》节目将辑录古今中外一千位名人传记，从演艺巨星、财富精英、政治风云人物、艺术天才等备受关注的名人入手，用纪实手法构架一部人类发展的精神史。从林肯、牛顿到毕加索、莫扎特；从大卫、拿破仑到“大力神”……客观冷静地评论每一位名人。

　　以深度广度见称的《人物志》，屡次荣获世界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一直被视为最佳纪录片系列。史树青先生能够入选，证明了他的学术地位，更证明了连云港孔望山造像和将军崖岩画这两件国宝巨大的文化辐射力。我为史树青先生荣幸，为连云港荣幸。

　　阳光卫视在北京史树青先生的家中已经作过采访，双方都认为：需要到连云港孔望山现场及要我接受补充采访。

　　20年没有见面了，我在兴奋中等待着。

　　3月14日晚9时，我和宣传部的李锋古副部长在云台宾馆大厅的雨篷下迎候。车门一打开，树青先生居然一下子认出了我：

　　“洪甫，洪甫！胖了点。要不是洪甫，我来不了连云港，也发现不了‘二刻’国宝。”

　　望着树青先生那慈祥的面容，我陷入回忆和沉思。

　　“二刻”情缘从无锡开始

　　3月15日下午，我在摄制组安排好的灯光布景前，把编导和主持带回到27年前……

　　1980年5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无锡市近郊的无锡宾馆召开了文物鉴定工作座谈会。

　　江南初夏，绿叶肥硕，新果飘香。来自各地的鉴宝人在花影摇曳的房间里，数说着自己的鉴宝经历和最新发现。

　　介绍主宾时，我听到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同时，我看到，席间立起了一位脸上绽满笑容的北方大汉，饱满的前额下，细眉亮眸，他就是响誉国内外汉学领域的文物鉴定学者———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史树青先生。

　　偕同史先生到会的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姚立信、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刘东端，还有那位出身于琉璃厂古董行的“望气派”鉴宝专家石志廉———都是文博界的泰斗。

　　会上，我们都喜欢听史先生谈鉴宝的故事，讲他如何用两角钱在前门买到一张台湾诗人丘逢甲的行书立轴；如何与王世襄先生合伙用5块钱在一家凉粉摊上买到一只明代宣德青花瓷盘，如何鉴定成吉思汗的圣旨金牌，如何在真赝品混杂的琉璃厂赢得“鉴藏少年独名家”的美誉……

　　我不顾及自己在此次会议上的小字辈身份，冒昧地追随在史先生的座侧身后，讨教的话题漫无边际———从商周鼎彝到明清官窑，从先秦金石到晚清馆阁，从宫廷绘画到市井民谣……

　　他那不乏乐感、浑厚而纯正的“京白”，有着难以抵挡的磁性引力。十天的无锡客居，我没有沉醉在太湖五月的花香以及江阴黑米酒的醇香里，却为史先生手持件件国宝穿越历史隧道的睿智以及伴随着他一双慧眼的传奇经历所倾倒。

　　无锡市文物商店多次诚邀与会代表，主要是史先生去鉴定他们的收藏。我为了“开眼”，跟在史先生的身后，走进戒备森严的珍宝库房。

　　树青先生看画，其敏锐和迅捷，堪称一绝！他对上万个书画家的名字、别号、书斋称谓乃至简单的生平，了如指掌。对历朝历代的纸张、绢品、大小名家的印章、署名字体的风格习惯也如数家珍。所以，大部分字画，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就说：“卷起！假的。”而看到一幅名人真迹，则讲述背景，评判优劣、诉说轶事，娓娓道来，口若悬河。说到兴浓之处，他很实在地对我说：“我可以记一万个书画家的名号！所以，我要求我们馆里的年轻同事，想要做鉴宝的学问，至少要能背出5000个人名。”

　　当天晚上，我们通过树青先生鉴画的慧目，近距离地触摸到祝枝山、侯朝宗、王文治、曹鸿勋等书法家的心扉，也体悟了仇英、董其昌、郑板桥、龚贤等人绘画作品的艺术风味。

　　阮大铖送给马士英的一块佩玉被树青先生从几百件玉雕饰件中挑了出来，玉质、雕工皆极其精美，并镌有阮大铖的名款。于是我们被树青先生带到风雨飘摇的300年前的南明朝代，亡国的哀音萦绕江南，曾因依附魏忠贤而臭名昭著的阮大铖，招纳游侠，被“复社”士子“揭逐”。马士英秉政南明小朝廷时，阮大铖官至“兵部侍郎，旋进兵部尚书”，一朝得意，“重翻逆案”。最终，他竟然投降满清……

　　这块晶莹温润、玲珑剔透的和田玉，见证了阮大铖攀附权贵、追腥逐臭、为富不仁的丑言恶行。
　　会前餐后，我利用各种空闲，与树青先生攀谈。

　　1959年，毛泽东主席说：“海瑞为官清廉、惩治贪官是为榜样”。为了响应开展反对贪贿的号召，中国历史博物馆要在通史陈列里充实海瑞的史料，树青先生负责文物的鉴定和征集。在鉴阅梁启超送给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新婚礼物的海瑞手书长卷之同时，又将父亲珍藏的一幅海瑞的行书立轴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并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展览大厅里陈列。他没有想到，6年后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让史先生及其全家遭遇了一场大难，树青先生被隔离审查之际，史夫人被通知到居委会开会。主任在会上旁敲侧击：“今天在座的人中，就有反革命家属。”

　　史夫人如见天塌，开完会，一根细绳，吊死在自家的四合院内，遗下幼子少女，日夜翘盼着树青先生回家。

　　望着树青先生凄楚的面容，怕他过分伤感，我顺着海瑞书法的谈资，移开话题：“史先生，连云港也有一张海瑞写在赵孟頫百鹿图上的题跋。”

　　“啊！”树青先生惊喜地睁大了眼睛。我趁机劝请：“连云港的文物很多，也有特点。特别是被方志记载的孔望山造像，体量大，内容复杂，至今尚未考释清楚……先生能否在返京途中经徐州时向东拐一拐？”

　　“好啊！”

　　海州“二刻”，宝光大放

　　1980年6月2日，我陪着树青先生来到孔望山造像前。穿着短袖衫摇着纸折扇的史先生，举起修眉亮眸，审视着造像群中的每一位成员。

　　突然，他将展开的扇子拢起，继而在手掌上一拍，指着造像群中最上方的一尊坐像：“那是西王母！”语音激越、兴奋、感叹。

　　此前的1977年，我于《江苏文博通讯》刊文论证孔望山造像的时代，从内容中寻觅汉代的世俗生活背景，明知西王母是汉代宗教信仰中的“天上总神”，却从没有想到孔望山造像中会有西王母的身影，更没有想到她会端坐在这群造像的正中最高处！

　　我正陷入沉思，树青先生又将扇子一拍，道出一句在中国石窟寺艺术史上深具“划时代”意义、堪称是惊世骇俗的判断：“这里有佛教内容！”

　　字字千钧！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北京来的客人，一齐向孔望山的这堵小山坡投过去惊诧、欢欣、震撼的目光。

　　依照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观念，佛教图像传入中国的时代当在魏晋，上限不可能追溯到汉代，此为毕生从事佛教图像考古的石窟寺研究权威以及《中国考古学》教科书中的相关结论反复强调过，仅管在四川麻壕汉墓以及新疆克孜尔石窟寺中发现有佛教内容，但材料零碎或已经泯灭，很难提出不同的能够成立的论证。

　　怀着新发现的喜悦以及再有发现的盼望，我陪着树青先生来到锦屏山另侧小腰山的将军崖，那里有与桃花大队农民以及磷矿工人共处多年的石刻，文物普查中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但它的时代和内容，存有许多难以诠释的疑问。

　　真是无独有偶，在将军崖伫立片刻之后，树青先生又习惯性地将扇子一拍：

　　“这是岩画！”

　　就这四个字！将军崖古刻的时代乃至主题的原始性质被和盘托出！真乃“一语定乾坤！”

　　其后，虽然有学者给出它的断代是“先秦到两汉”，省文管会还将刻有“约当于夏”的保护牌在将军崖下昭示多年，我还是根据树青先生这四个字的提示，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上详论将军崖石刻是原始社会遗迹。最终，这一断代被国务院公布将军崖岩画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时正式采用。

　　为了进一步论证新发现的这两处国宝，也为了完善它的考古调查成果，连云港市博物馆根据树青先生提议的名单，分别给各个学科和专业的专家们发出了邀请。不久，锦屏山下，群贤毕至，贵宾咸集，无数学者竞相观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金维诺教授、汤池教授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俞伟超教授来了；故宫博物院佛学家步连升研究员来了；中央民族学院美术史教研室主任陈兆复教授来了；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研究员也来了……

　　1981年4月3日，位于五四运动发祥地———原北京大学红楼的国家文物局4楼会议室，中国第一流的考古学者，就石窟寺艺术和史前艺术两项重大的学术课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北京会议之后，相关海州“二刻”的文章铺天盖地，遍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通讯》、《今日中国》等国内各大报刊以及日本的《著作年鉴》、《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瑞典的《旅游》画报，俄罗斯的《文学报》……日本汉学家宫川寅雄也写来一份深表关注并提出论证推断的亲笔信。

　　1981年4月4日晨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了连云港的重大考古发现；4月6日、4月8日，《人民日报》分别以整版的篇幅刊出了海州“二刻”的图版；4月27日，《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我的《将军崖原始社会遗迹》一文，重申了将军崖岩画的原始属性；1981年第7期《文物》杂志选用海州“二刻”为主题，相关连云港的文物论证，连篇累牍。继而，文物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海州“二刻”的研究专著。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通过了国家文物局关于公布第三批全国文物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报告，东汉孔望山造像、原始社会将军崖石刻榜上有名。

　　“二刻”文化，如山花烂漫

　　为了进一步论证孔望山造像的时代，以确认它的国宝价值，接受第三批全国文物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评选和论证，1987年，连云港市博物馆与市社科联合作，在连云港友谊宾馆召开了孔望山造像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56个单位的6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前，我请树青先生写文章，史先生朗朗一笑：

　　“有这么多人在热情地写，太好了！不需要我再写了。”

　　最终，树青先生答应为讨论会的论文集写篇序，我因此而想到毛泽东的“咏梅”词：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树青先生的笑，都写在那篇序里，1000多字的序，先生用工整的楷书，一丝不苟地誊写工整，令我万分感动。在北京逗留期间，我要请树青先生到王府井一家饭馆吃饭，先生说：

　　“我们历博的食堂很好，我这里饭票很多。”

　　“我们博物馆请您。”我执意相邀。

　　“好！”树青先生犹疑了片刻，站起身：“我领你去一个好地方。”

　　结果，我随着树青先生来到东四百货商店门前的一家饼子店，以每人1元5角钱的消费，请树青先生吃了一顿饭。

　　吃完了饼子，树青先生带我去他的家———东堂子胡同里的一幢小巧的四合院喝茶。

　　说是四合院，由于对他“落实政策”的进展太慢，树青先生只有堂屋东间的居住权，数万册图书，其中不乏宋、明原版初印的善本书，只能十分委屈地“挤”作一堆。而且书房的功能与起居、餐饮、会客合而为一。

　　望着先生脸上那灿烂的笑容，我知道，他的居室再小，胸襟也无比宽广。他为国家、为人民鉴识、发现过无数的文化财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予自己的，却是本分、谦让以及多方面的低调。他的一次连云港之行，一下子拂去蒙在两处全国重点级国宝上的历史尘埃，霎时间，连云港成为中外文化新闻的焦点，在全世界的文化地图上，镌下了两道腾越时空的刻痕。然而，为了实现这一切而摇着纸扇登高一呼的史树青先生，愿意接受的“馈赠”不过是北京街头那最为普通的芝麻薄饼。

　　厚重的是，史树青先生与海州“二刻”相知、相识的情缘。（信息来源：苍梧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