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祥于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发祥于南方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玉器制造的高潮。
　　处于奴隶制社会初期及鼎盛期的夏及商朝，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制工具的使用，形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玉器制造的又一高潮。夏商玉器，就玉材的选择而言，略有不同，而形制、纹饰、砣玉方法等则大同小异，本文将这两个朝代一并讨论。
夏商玉器的材质

　　夏商玉器的选料，除包括新石器诸文化已见的主要玉料如蛇纹石等外，经科学验测证实已大量用新疆一带产的昆仑玉（透闪石）及少量用河南南阳地区的“独山玉”。如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就有大量新疆昆仑山产玉料。关于古代先秦西周使用昆仑山产玉料的情况，不仅有大量的出土实物为证，而且史书记载的周穆王在昆仑山瑶池会见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也称其在该地看到玉山，可以佐证。

夏商玉器的品种

　　夏商告别了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这对玉器的制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包括两方面：一，由于广泛使用青铜器为砣玉工具，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使得比前期复杂的玉器得以方便制造；二，由于夏商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发展极为迅速，也给处于同一时代的玉器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事实证明，除了因器形体积较大的青铜器，玉器无法效仿外，较小器形的青铜器及其纹饰，往往就有相应的玉器。可以说，由于青铜器和玉器的相互促进，加速了它们各自的发展。
　　夏商玉器的品种较多，这一时期又发展了诸多新品种，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实用性玉器已渐少，而转以祭祀、佩玩或仪仗用器为主，如礼仪用的玉斧、玉铲、玉刀、玉钺、玉戚、玉戈；礼器中的璧、琮、璜；作为头饰的笄、发箍及手饰的玉镯；生活用器皿的盘、簋等。特别是佩饰，品种极为丰富，如写实动物中的鱼虫类、禽鸟类、兽畜类，神异动物类的怪鸟、怪兽、龙以及神人鬼怪器等。

夏商玉器的纹饰及工艺特点

　　夏商玉器之纹饰丰富多彩。其中从夏代开始发现的双阴线砣纹极具特点（图1），其线刚直有力，转角处接头硬朗，有时甚至接不上或重叠，力度极强；夏商双钩“臣”字目纹，为首创（图2），其后若干朝代皆因袭之。特别是夏商广泛采用的神人面或神兽面纹，系源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神人神兽面纹发展而成，有饕餮纹、牛面纹、羊面纹等，几乎相近的上述纹饰也出现在同期的青铜器中，可见各种工艺品的相互影响。由于青铜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夏商玉器的打孔较前期有大的改进，除因袭前期的对穿孔外，还有从单方向打孔及在穿孔完成后又修整抛光的较为规范的圆孔（图3）。其双面打孔的喇叭形较之前期不甚明显，但仍呈喇叭形或漏斗形。夏商玉器在制作技艺方面，亦有重要的突破，如用不同玉料上的颜色创作出“俏色”（图4），在镂雕玉器基础上发明活环套练技法（图4、图5）及用金属砣子带动解玉沙琢磨玉器纹图等。

夏朝及殷商“妇好”墓 出土玉器

　　探讨夏商玉器时，必然要论及河南洛阳偃师县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和殷商“妇好”墓出土的玉器。
　　前者除发现玉器外，尚见其当时城址，证实夏朝的存在。在玉器中，有一件柄形器，极具科学、历史与艺术价值，该品种为第一次发现，故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图2）。

　　商王盘庚从洛阳迁都至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史称殷商。今将殷商遗址称为“殷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著名，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该遗址得到了大规模的清理和发掘，并出土了一大批玉器。其中“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几乎包括了商王朝中心地区的玉器品种。
　　“妇好”墓出土玉器中，有“六器”中的璧、琮、璜、瑗（大孔璧）和环；有可以作礼器用的立体器皿类的簋、盘和似作祭祀用及象征某种自然或物象的璇玑形环状器等；另有作仪仗器的戈、斧、矛、钺、大刀，作工具用的铲、凿、锯、镰等，作实用和佩用的调色盘、笄、梳、柄形器、坠等。

　　“妇好”墓出土最令人瞩目和叹为观止的，莫过于发现一大批人神器、象生器等精美艺术品。它们既有圆雕器、片雕器，亦有镂雕器。其中有人面或人头形、两面不同性别的直立人（图6、图7）、侧身蹲踞式人（图5）和抚膝跪坐式人（图8）等。它们为人物造型和服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象生器中，有龙（图9）、熊、牛、狗、羊、鹦鹉、燕（图11）、鸬鹚、鹅（图12）、蛙（图10）、龟（图4）、蝉（图13）、螳螂、壁虎（图14）等数十种。

　　通过“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我们似能窥见夏商王朝玉器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