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初秋的一天，在位于上海复兴西路一幢高层公寓的房间里，市文联副主席、美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赖少其正伏在书桌前写着什么。窗外，金秋的艳阳照进了房内，使这略显幽暗的房间稍稍有了些生气，而此刻，房间主人的心中正布满了阴霾。显然，他对他所写的东西毫无信心，也缺乏情绪，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修正自己的措辞、用语甚至改正内容。他实在是不想写这些违心的东西，然而他又不得不写，而且还必须写!

赖少其不是在进行文艺创作，不是在写他熟悉的斗争生活，也不是在写剧本，更不是在写他擅长的诗歌。

他在写检讨!

已经记不清这是在写第几次检讨了，几个月来，赖少其搜索枯肠，努力从自己的思想上找原因，从灵魂深处挖根本，希望能够从自己所犯“错误”中解脱出来。然而，他的检讨却总是通不过，一次又一次的被打了回来，被责令重写，他只好又一次一次地坐在这里再写。

此刻，赖少其心情烦躁，他知道，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修改，甚至重写，检讨肯定还是通不过的。想到这一点，他索性不写了，推开稿纸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踱着，然后又坐到床边的一只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猛吸了几口，在轻袅的烟雾中，他的思绪渐渐地回到了几个月前，他又想起了发生在这几个月的令人不愿回想的事情……

其实，事情纯属偶然。

还在这年的７月，赖少其因病在华东医院住院。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又遭受了敌人残酷的折磨，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胃病经常复发。这次因为老毛病又犯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适逢上海市党代会召开，作为党代会代表的赖少其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

第二天上午，他回到医院办好了出院手续，正准备离开，忽然听见后面一个女人在喊他：“赖部长，赖部长……”赖少其曾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至今，许多人仍习惯称他赖部长。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同在医院一层楼上住院的毛主席过去的夫人贺子珍。赖少其关切地问：

“贺大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此时，贺子珍的样子既苍老又憔悴，而且神情有些紧张，她几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对赖少其说：“赖部长，我没有病，不愿意住在这里，请你带我回家吧”

赖少其宽慰她说：“贺大姐，你身体不好，住在这里，是组织的照顾和关心……”

不等赖少其说完，贺子珍又急忙说：“不，不，不，赖部长，我确实没有病，我见到这些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

听到贺子珍这样说，又看见她充满了哀求的目光，赖少其心里充满了同情，也感到有些难过。但是，他只能温和地对贺子珍劝慰了一番，要她安心留在医院治疗。

听了赖少其的劝慰，贺子珍更加着急，一把将赖少其手中的会议文件袋抢去，情急地说：“不不，你出院，我也要出院我哥哥不在，你就要负责把我送回去”赖少其只好再对贺子珍好言相劝，其他医生和护士也过来，连劝带哄，贺子珍才安静下来，失望地回到病房里去了。

见贺子珍那瘦弱的体态，憔悴的面容，那哀求的目光，失望的神情，想到这位当年曾叱咤风云，声震井冈山，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女英雄，如今却成了这副样子，赖少其也不禁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赖少其、曾菲夫妇与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是新四军的老战友。赖少其调到上海时，贺敏学是华东建委主任。恰巧，他们的住家相距很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也住在附近，三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互相经常来往，有时还聚在一起吃饭。孤身一人的贺子珍就住在哥哥家里，与哥哥生活在一起，因此，赖少其夫妇与贺子珍也很熟悉。

说到贺敏学，曾菲与他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曾菲与贺敏学早在新四军时就互相认识，算是老战友。１９４０年的４月底，新四军举办直属单位体育运动会，贺敏学是筹委会主任，当时在军需处当文化教员的曾菲是筹委会委员，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运动会结束后，正逢国民党韩德勤部大举进攻解放区，曾菲由军需处调到军医处任文化教员，上级命令她带领几十名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任务完成后，归队时才发现，到处都布满了敌人，军医处也随大部队开拔，曾菲却无法返回部队了。正在着急时，恰遇贺敏学率领十几个同志撤离，于是，曾菲就跟随贺敏学一道闯过了敌伪的重重封锁，翻越铁路，渡过长江、运河，平安地回到了部队。

对这件事，曾菲一直非常感谢贺敏学，说他是她的“救命恩人”。在上海，他们成为邻居后，关系更加密切了。

两年以后，贺敏学和他的妻子李立英奉调西安参加三线建设。贺敏学没有全家迁去，只好把岳母、妹妹贺子珍以及女儿和侄儿侄女等一家子委托曾菲照顾。这样，从１９５４年起，曾菲就负责照料贺家的老小，同贺子珍就更加熟悉了，彼此经常往来，也才会出现贺子珍请赖少其带她回家的要求。

这天，曾菲与陶勇的夫人朱岚到外地度假去了。晚上，赖少其在家里，想起白天贺子珍那憔悴的面容，哀求的眼神，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平常别人要求他办什么事，总是有求必应，而今天，一个病人要求他带她回家，他却无能为力，而且，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病人。她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又曾是党中央主席的夫人，她理应得到特殊的照顾。如今，她竟是这样身不由己，精神崩溃到这种程度。她甚至还不如普通人，普通人至少可以来去自由，到了她这个年纪可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她却连想回家的起码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唉……

赖少其知道，其实，贺子珍确实有玻

抗日战争开始后，贺子珍被送往苏联治病，她和女儿娇娇一起到了苏联。这时，苏联正开始卫国战争，条件艰苦，环境恶劣。贺子珍因儿子不幸夭折，精神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身处异国他乡，在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患了严重的忧郁症。

１９４６年，王稼祥到苏联治病，当贺子珍见到老战友时，不禁大悲大恸，嚎啕大哭起来……此后，贺子珍身边经常有老战友陪伴，精神才稍稍安定下来，病情也有了好转。

１９４７年，王稼祥夫妇回国时，写信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就把贺子珍母女带回了祖国。

然而，回到祖国的贺子珍，面对的是物也非，人也非，精神极度地沮丧，她害怕回忆过去。她住在哥哥家里，享受着哥哥一家的亲情，精神稍稍得到一些安慰。她自己也想努力地从过去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然而，她每天从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关于她亲人的消息。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她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她亲人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终于病倒了。在华东医院治疗期间，上海市长陈毅曾去探望她，并安排上海最好的精神病科专家为她治疗。

赖少其想到这里，觉得贺子珍的事情，虽然不是他的工作范围，但作为一个同志，一个战友，贺敏学又委托曾菲照顾贺子珍，他有义务，也有责任向上级反映这件事。适逢第二天召开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作为党代会的代表，赖少其觉得将这个意见在党代会上向上级反映是最适宜的了。

于是，赖少其连夜写了一封给上海市委领导的信，将贺子珍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建议如实向上级作了反映。信中说，贺子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负过重伤，身体不好。现住在华东医院，经常又哭又闹，而那里也住了不少党外的民主人士，影响不好。赖少其希望贺子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想到上海还有一些空着的花园洋房，建议找一间让她住进去，再安排专人照顾，对她的疾病治疗，对党的工作，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第二天，赖少其将这封信通过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递交上去了。赖少其写这封信，是出于一种纯真的思想感情，出于一种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也出于对党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他没有丝毫的私心和杂念，他是问心无愧的。因而，他在向党代会递交这封信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安，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祸。

然而，正是这封信，给赖少其带来了一场横祸，带来了一场无穷的灾难横祸似乎是从天而降，党代会之后，赖少其被责令写检查!

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是市委书记柯庆施。

赖少其真是感到莫明其妙，不可思议。他，一个共产党员，出于对一位患病的老红军老革命的同情，建议上级更好地照顾她的生活；又出于高度的责任感，要求上级为她安排单独的住宅，派专人照顾，以免在医院病房里大叫大嚷，造成不好的影响，正是为了维护党的威望；还有，他在党代会期间，以一位代表的身份，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并提出建议，完全是正常的组织程序，也是他应有的权利，怎么会是借机攻击市委，攻击市委的主要领导呢?

赖少其真是百口难辩。然而，依照组织原则，他只好写检讨。

可是，写什么，怎么写呢?赖少其绞尽脑汁，极力从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原因，从世界观上挖根子，尽管这种检查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甚至是违心的，但他却必须这样做，否则，就过不了这一关。

党代会后不久，上海市长陈毅奉调国务院担任外交部长，在临走前找赖少其谈了一次话，并共进晚餐。陈毅市长询问了赖少其写这封信的情况和动机，赖少其也如实向市长作了汇报。市长认为，赖少其写这封信，并没有什么其它的目的，纯粹是出于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也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并且采纳了赖少其的建议，将他自己原住的湖南路的寓所分配给了贺子珍住，并派了专人照顾她。

赖少其认为，陈老总对他写信这件事也没有说什么，而且采纳了他的建议，以为此事就算了结了。可是，不然，善良的赖少其想得太天真了，此事还远远没有了结!

多年以后，赖少其才明白，他这封信触犯的不是柯庆施，而是柯庆施后面的一位大人物———江青。

江青不仅心胸狭隘，而且是一个暴戾乖张的人，她把贺子珍看作肉中刺，眼中钉；贺子珍还在，就是她的一块心病，因而，她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贺子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