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年随侍于光远先生赴江苏讲学，晚上听于先生“讲古”，才“认识”戈革先生的。那时于先生刚出了一本装潢极为考究的《碎思录》，戈革先生写了一则文情并茂的跋语，自谦“附骥尾”。一读之下，陡然令我有一种买椟还珠的惊愕。这惊愕，来自于戈先生结撰文章的苦心，用词的古雅朴茂，好像特级文物出土时的古艳，决不因时光的消磨而陨灭，反而更增添了华美和昂贵。他说：“拜鞫学印，了无师承，亦无传人。其泽一世而斩。居常搜读故籍，究心众谱，操刀而刻，不循法度。自作自受，如是40余年，依然是个闭门造车的汉子，自然与艺术界隔着偌大一个类空区间”。他的文字仿佛镌刻一般，处处与其上佳治印腕力气息相通。

这次他著文披露替钱钟书先生治印的经过。那是在50年代初，他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主攻核物理，恰好与钱先生的学生乔稚威住一屋，得以深入阅读钱先生的著作，并常能见到钱先生。由此而生高山仰止之情。遂在50年代末期，刻了三方名章托人送到钱先生府上。四人帮粉碎后，钱先生致信给他，“辗转得来书，惊喜交集，尊飨印章，至今宝藏，未遭劫火。”信末还盖了那三方印，并著明“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于是戈革又新刻了三个印章赠钱先生。

戈先生治印，刀法深得汉魏书风影响，下刀及线条转折，大气磅礴。厚重质实，而不失精灵透挺。30多年来，凡钱先生用印的地方，总不出戈先生这六方印的范围。可见钱先生的推许，殷切深郁。汉魏的大气厚重乃是戈先生运刀的风格。而其内在理念，则是他经历现当代社会、习俗时尚的风雨情怀，外化凝聚，造成一种深郁的金石人情味。里面有温情，亦有傲骨，更有哲人式的扼腕和感慨。刻篆雕虫，看似小技，实则就其作品而言，不知蕴积了多少风雪夜归的心头滋味，所以见得艺术效力的持久。高明的作品往往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心血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