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吴冠中与张仃的“笔墨之争”成为美术界的话题焦点，而且如今日益有星火燎原之势，这其中虽然有传媒炒作助推之嫌，但同时也反映了九十年代末沉寂的中国绘画界和理论界在思想贫乏、失去目标之后对新的兴奋点的寻找。于是，“笔墨”这个古老而又始终富有魅力的话题再次被翻出。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更有价值的新思想，所论大都是无意义的重复。不过在这种重复中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向；力求以新的眼光看待“笔墨”。因此，在我看来，“吴张之争”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无论是“守住底线”还是“笔墨等于零”，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落脚点，即在认可中国画基本价值和当代活力的前提下赋予中国画以新的意义，而这种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即中国当代水墨画本体论的建构。
我们知道，近现代中国美术变革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国画的改造，自“文人画”概念提出之后，不仅中国画有了“文”、“野”之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水墨问题，使之成为中国画中的主体，成为代表东方，尤其中国文化观念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样，水墨艺术的发展就成为关乎中国画的未来，特别是在当代世界文化与经济问题凸显的多元化文化格局中，成为关乎中国文化战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大问题。但如何发展人们一直存在着分歧，如今的“吴张之争”以及由此形成的两派对立说明这种分歧至今未消。在我看来，这种分歧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在西方文化追迫下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国近代的衰落，西方文化一度(甚至今天仍)成为我们价值判断的唯一圭臬和文化进化论产生的根由，在这样的心态下，以五四反传统为肇端的普遍的民族虚无主义便自然导致近代中国画变革的主流呈现为“西方→东方”的单流向模式，使中国画处于被动接受以致追潮、迷茫、无所适从的境地，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画本体论文化观的失落，甚至“中国画穷途末路”说的产生。然而问题在于，当旧的文化依托失去生存基础之后，新的文化型态将建基于何处?这正是我们的困惑。
但遗憾的是，这个深层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始终从进化论的立场和“中与西”、“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的两极对立心态出发建立自己的价值判断，因而囿限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使之往往把水墨画看成技术问题(以功夫的多少、高低判断或创作)、形式问题(以造型、结构的“现代性”判断或创作)和观念问题(以观念、材料的选择判断或创作)，这样就必然导致这样两个极端：1、狭隘的民族主义——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为理念对传统津津乐道，至上者为“旧瓶装新酒”；2、盲目的世界主义——以进化论为主旨崇尚西方，但又借助中国文化的名义，至上者为“新瓶装旧酒”。但二者都逃不出其共同的归宿：对立或追随。因而，在我看来，我们的前途只有一个——新瓶装新酒，即在开放和多元的视野下建构中国当代水墨画本体论及其在当代的“自为的”行为准则。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始终以西方为参照的后殖民心态和追潮意识，将中国传统作未来观，而非西方文化挤压下的一种固守策略，实现当代水墨画的真正转进。
其实，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水墨画家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就的努力。他们不以传统为包袱，亦不以西方为旨归，而是以当代的本位立场为坐标点广收博取，以新的水墨画本体论建设为目标多方探索，从而凸显出一种新的趋向。目前就其荦荦大端可作如下归纳：
一、物质性——这里的“物质性”不是强调作品的三维性，而是仍坚持水墨画二维平面表达的有效性，它针对的是两极失效：一方面水墨画要么日趋自我化，失去与自然的联系，变成虚构，要么落入新的程式失去与个人感觉力的联系，变成虚假；另一方面水墨被无限制或无规定性地扩张，失去了水墨画本身的特质，从而失去意义。因此，这里的“物质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笔墨本身的物质性和与现实密不可分的联系。笔墨的物质性既指笔墨所把握的自身的本质性，又包含物质的实在性，是二者有机结合后的物态呈现。而与现实的联系，不是表面的再现，而是本质的、内在的联系。
二、视觉性——物质性决定了视觉性，然而这里的“视觉性”不是以往以物质性的观念前提为依据，而是如现象学那样主张艺术家对“在直观中原本呈现出来的东西”的当下直观的捕捉，亦即艺术家排除物的朦胧表象而以“惊奇的观照”和敞开的心灵直迫“事物原初在场的完整性”。只有这样，才能以艺术的方式接近事物、认识真理、确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实现事物的现实力量。
三、新笔墨——中国画的基础即书法，这仍是当代水墨画建构的基矗然而由于传统中国画机械地依赖书法以致落入形式主义和程式化的窠臼，这是近代中国画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水墨画不能没有书法也不能没有笔墨，但这里的“书法”是“书法精神”而非具体程式，这里的“笔墨”是“笔墨意志”而非旧语言，艺术家是以书法的精神从对现实物象的视觉直观中获取足以代表个性和时代的笔墨语言的。
四、体系性或学科化——近代中国画始终存在各种困惑和争论，原因就在于缺乏当代水墨画本体论的体系性或学科化依托，由此造成要么追潮，要么重新迷恋传统，要么为现实所囿的尴尬。近期的许多探索日益显示出在“物质性”、“视觉性”和“新笔墨”基础上的体系性或学科化建构的趋向。它从方法论而非具体题材的层面思考这种建构的可能，把对事物的一般认识通过新笔墨的提炼呈现出来，因此，它关注的不是形式的新颖和题材的多样，而是艺术家把握世界整体的能力，它将为多样风格的形成提供新的空间。（2000并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