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者于１９８９年初正式提出“玉石之路”的构想，简单地描画了玉石之路东部地区示意图（注1），那时只是为了说明“玉石之路”本为客观存在的历史陈迹，便参酌汉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勾出自新疆和田至安阳的一条玉石之路，省却了夏、商周之玉石之路，给读者造成了一个历代王朝玉石之路都是一个版本的错觉，更遑论长达６０００年的史前时期玉石之路，亦未讲明史前还有若干支玉石之路，如珣玕琪玉路、瑶琨玉路、鬼国玉路以及球琳玉路等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的玉石之路及其跨区域的玉石之路网络的存在。嗣后，发现此“玉石之路”的说法存在上述欠缺，曾用“昆山玉路”来暂时矫正原“玉石之路的提法，但这仅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也认识到，“玉石之路”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涉及历史、考古、地质、矿物、交通运输、内外贸易等等许多专业，不是个人的微薄力量所能胜任的。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１９８９年提出的“玉石之路”的构思存在一定的失误和不足，便需尽力加以补正。重新检阅了已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玉器情况，对原“玉石之路”的构想进行反思和研究，提出了补充意见，草成此文以修正和补充１９８９年发表的《玉石之路的探索》之失误和不足。

    远古的人们在产玉的溪流和冲积扇采到了玉璞之后，将其搬运到住地或城塞加工成器。久而久之，采玉、运玉不断地经常往返，便踏出了一条专门用于运玉的小道。由于我国玉资源分布极广而又不平衡，玉产地往往与政治、文化中心相距甚远，最终形成的多条运输玉石的主次干线，并组成互为交错的网络，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上的“玉石之路”。这种玉器起始是区域性的，相当于考古学的文化区域，经过几千年的沟通，由小道变成通途，竟成了几个文化区域通用的玉石干线，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运输玉石和丝绸、珍宝等物资的运输线，它也是远古最早的的商路，打通区域阻隔，构成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由疏到密的“玉石之路”网络（见附表：史前一西周“玉石之路”示意图）。这并非我们凭空臆想，而是一桩被人遗忘了的史实。当今的任务则是，我们必须通过考证而得知往昔运输玉石的交通路线的本来面貌。
一、夷玉之路
    夷玉之路本名珣玕琪，其玉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始于兴隆洼文化和查海文化，距今８２００年。距今６０００－５５００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夷玉的使用的频率增高。目前根据地质调查，了解到夷玉主产地在今岫岩县细玉沟，诸夷部可能均取玉于此。夷玉运输往北至今黑龙江省依安乌裕尔河大桥遗址；向东北至饶河小南山遗址；向西至克什克腾旗好鲁库遗址；向南至大连郭家村遗址。从岫岩矿点至北、东北的直线距离约一二千公里，以出土的玉器地点为基点将其连接起来，便可勾勒出夷玉运输路线图。夷玉的另一个产地即泰岱蕴藏“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的地方，疑其山东大汶口文化诸部落可能均取玉于斯，其直线距离约二三百公里。淮夷采玉，诸如凌家滩文化部落用玉取自当地的玉矿，这就是“就地取材”。举凡史前各部落取玉距离均较近，古人均称其为“就地取材”。
二、越玉之路
　　越玉称为瑶琨，明清方志界定其产地为江苏省句容县之茅山，亦称为“茅山石”，其佳者被誉为“水石”。近年根据地质调查，发现江苏溧阳县小梅岭自古以来便出玉，称为“梅岭玉”。茅山、小梅岭可能是越玉的两个主产地。各部取玉的距离不等，如句容丁沙地文化遗址即在茅山一峰宝华山下，其二溪环绕丁沙地，取玉当在二溪之沙滩或坡地。良渚文化中心地区的余杭可能取玉于小梅岭，其直线距离不足２００公里。
    上述夷、越两部有无跨区（玉文化板块）取玉目前尚无确证，笔者认为在两个玉文化板块接壤地带和邻近区域发生跨区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假如直接地跨区取玉有不便之处，两部之间还可能间接的交换方式取玉。俄罗斯与日本考古学家均指出，环贝加尔湖地区新石器时期及青铜时代早期的玉器文化与古代中国和满韩文化已有了广泛交流，并“表明这些黑龙江省的玉类似乎也可以推定其可能是取自贝加尔湖的软玉”。（注2）今贝加尔湖位于《禹贡》冀州的鬼国之北部，可能出现了东夷向鬼国取玉的活动，出现了跨区取玉的交易，其直线距离约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公里。
三、史前玉文化亚板块的“玉石之路”网络
　　至距今４５００－４２００年，夷玉、越玉两文化板块相继衰落，夷文化亚板块中继少昊（大汶口文化）玉文化的海岱龙山玉文化崛起，其玉产地即泰岱地区，其玉材即那里所产之“怪石”。例如山东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临朐朱封及腾县里庄等龙山文化群体可能均取玉于此，与大汶口玉文化相同，也是近距离采玉。华夏陶寺玉文化亚板块无玉矿资源，其采玉必须跨界到相邻的玉材产地，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玉料，当然也不排除以武力掠夺。鬼国玉文化亚板块玉矿位于东萨彦岭及外兴安岭维季姆河或西邻之矿点，其直线距离约１０００－２５００公里。齐家玉文化亚板块玉名“球琳”，（注3）其玉料昆仑山玉资源最为丰富，分布极广，由西北至东南向延伸，长1500余公里，今有４３处玉矿（注4），其东端南折，即今青海格尔木玉矿及青海祁连转刺沟玉矿、甘肃临洮榆中之交的玉石山，这些地方均出产玉石。
　　另外，天山北坡玛那斯县也有碧玉矿藏。其土著玉文化见于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那里所出玉器均为小件的斧、铲等形的饰品。其后的齐家文化受到良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其玉料来源于甘肃临洮与榆中交界之玉石山、青海祁连及格尔木，也不排除来自和田及且末、若羌等阿尔金山之玉。我所目睹过的齐家玉器确有和田和甘肃玉石山玉，近年又看到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玉器却与甘肃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有所不同，疑其为取自本地的玉矿或从甘肃兰州经青海从芒崖经山口到达若羌，再往且末、和田，其直线距离也不足３０００公里，也算得上远距离运输，很可能是昆山玉路的最早的也是最西端的一段。当前的要害问题是对一些目验鉴定为和田玉的各式玉器必须逐件进行检测，用科技手段来检验目验是否正确。
　　荆蛮石家河玉文化亚板块的玉产地，从古文献记载和现代地质调查证明，湖北、湖南两省均无玉矿，其玉器用材应向邻区寻找，距离瑶琨产地溧阳小梅岭的茅山直线距离约千余公里。《禹贡》梁州即四川和陕西、甘肃南部等区域，此地产（美玉名）。四川璀产玉矿点为汶川的龙溪，今称“龙溪玉”，质量不佳，有“菜玉”和“米汤玉”之称，距石家河玉文化亚板块也不过１０００多公里。
　　以上史前玉文化板块各有自己的产玉点，也必有运输玉料的通道，很可能是一条“小道”，既有就地取材也有远途取玉的两种小道。各玉文化板块出土玉器地点也相当多，仅以东夷玉文化板块内赤峰市及东北三省为例，据统计，主要的玉器出土地点就有４７处，其先后序列已经梳理，但对其玉材搬运、交换等问题尚未给予注意，不过可以估计，该玉文化板块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暂时的、松散的玉材交流的线路及稀疏的网络，以联系东西、贯通南北、互通有无，促进其发展与繁荣。这种“玉石之路”的路线网络情况普遍存在于史前各玉文化板块。
四、夏之“玉石之路”——“和田玉贡路”
　　中国历史进入夏代，便结束了多元政体，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万众所归的中心，四面八方的酋邦、方国都要向其都邑进贡地方特产。《禹贡·九州》记载了扬、雍、梁三州的贡玉的品种、名称、及其贡玉路线，也就是三州的贡玉之路。当然，《禹贡》成书于战国，不可避免地带有编纂人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我们的态度是：凡经得起现代矿物学、考古学及文献学的检验能相对应的则可置信；还不能得到证实者也不必急于否定，可容继续探讨。夏代考古尚在探索之中，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分期还能达成共识，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只能从作工上判断其出土玉器是否夏代所造。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玉柄形器，其阳线作工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理应认同是继承了石家河文化玉器作工的夏代玉器。凡是亲眼目睹过此白玉柄形器的老玉工和玉器研究家均异口同声地认定其玉材为“和田白玉”，笔者理解此“和田白玉”是专指于和田白玉河所出之子料，而不是广义的昆山白玉。如果按照这种看法，下一步必然要承认“和田白玉”至迟于夏代已经被运送了中原地区，这与之前和田玉流入甘肃、宁夏的齐家文化遗址是不同的，和田玉的运达地点至少向东移了千余公里，终于闯入华夏第一王国的都邑。
　　这标志着在已有４０００余年历史的史前玉石之路（网络）的基础上，至此又出现了一条崭新的、在玉文化史和玉材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沟通中西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即可称作“华夏玉石之路”或“昆山玉路”、“和田玉路”。如果考虑到这条贡路的作用是以向中央政权进贡玉石为主、以通商为辅的情况，也可称其为“玉石贡路”。在此还必须说明夏代何以能够将和田玉引入到中原的问题：夏族居住于今甘肃、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以及东北部一带（注5），与昆仑相距并非太遥远，说不定其某部落的足迹已踏上昆仑，从白玉河采璞返回住地，或几经易手，最后由某一夏部落的有权势人物携至豫西，所以在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出土和田白玉柄形器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殷商“玉石之路”
　　殷商先人出于东部地区，经过多次大转移，盘庚于公元前１３８８年迁都于殷（今安阳）。
    １９７６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殷武丁妃妇好墓，该墓出土了７５５件玉器，经目验鉴定，其中有一些玉器是用和田玉琢成的。当时，我们也考虑到这些和田玉是通过什么途径到达殷都的问题，不论是采用何种办法获取和田玉，均须从遥远的昆仑山北坡运至殷都，这条运输线路也就是殷的“玉石之路”，也可以称为殷朝“昆山玉路”或“和田玉贡路”。从妇好墓出土的７５５件玉器当中属王室玉者占多数，而王室玉的主要来源应为和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东夷与荆蛮以及诸方国之贡玉。可以估计，殷王室玉的玉石来源是多元的，其玉石贡路也是起自五大玉产地，越过沙漠戈壁或草地山川阻隔到达殷都，故其玉石贡路之线路也已不是单一的，必定玉贡之路通向殷王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殷代几条玉石贡路之中，主要的还是“和田玉贡路”，这一点也是不能含糊的。
　　殷王室为了俘获奴隶、扩张领土和获得宝物而与周边的氏族部落进行战争，其中与鬼方（即土方，亦名熏鬻）的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如武丁高宗３２年伐鬼方，３４年王师克鬼方（注6），征鬼方的战争整整进行了３年。这次战争目的之一即为掠夺玉石，当然这不是说殷军长驱直入逼近贝加尔湖产玉区去直接掠夺开采，便捷之法还是夺取鬼方手中的玉石。前述妇好墓所出７５５件玉器，我们过去只热衷于鉴别有无和田玉，而未注意鬼玉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当然也还有一个妇好死年与伐鬼方的关系的问题，据卜辞记载，妇好曾征夷、土、羌等方国（注7），土方即鬼方，说明妇好生前确已伐鬼方。妇好葬于武丁晚期（注7），武丁在位５９年（注8），由此推算妇好死年应在伐鬼方取胜的武丁３４年至武丁５９年的２５年间，其珣器（俄国考古学者称为“平玉”和武器类玉器中去寻找，或许会有所突破。殷王室有可能通过“玉石之路”往东夷、百越、鬼方、羌方等区域和方国征玉，但均非直接进军和田采玉，都是从上述四个方国征取来的，故其玉贡之路均为间接的，近距的线路，这与史前玉路情况有所不同。（①关于和田玉传入内地新石器时代古遗址的问题，新疆地质矿物界的同行们已发现有和田玉，“在姜寨遗址中出土有玉佩饰、玉簪、玉环、玉瑗、坠珠等，其中有的玉材为软玉，有一件青白玉三角饰如同和田玉，可能来源于新疆）。
　　以上所列的初步的玉料来源的情况足以说明殷王室来源也是多元的，其“玉石贡路”或取玉之路也不止一条，准确的具体情况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六、周之“玉石贡路”
　　周人是夏后裔的一支，经历多次迁徙由豳（陕西邠县）终迁岐山一带方告稳定。“武王革命“成功，建立了周朝。周武王来商时，“远矣西土之人”（即新疆诸羌）也参加了反商起义，来商后他们至镐京庆贺，莎国诸部落还带来了和田玉作为贡品（注4），周朝的玉料来源主要也是球琳产区，不外乎直接或间接地取自昆仑山白玉河、墨玉河及昆仑余脉，其取玉之路线可参照周穆王西巡访西王母的行进往返路线。穆王从陕西入河南，往北经山西西出雁门关到达内蒙，再沿黄河经宁夏到甘肃、进青海、入新疆，登昆仑会西王母，返回时“载玉万只”。此路也可能是西周“和田玉贡路”之勾勒⑶，至少它是球琳玉贡路线中的一条支线。西周能否穿过鬼方狄控制区域去昆仑山下的白玉河、墨玉河取玉尚需寻找文献记载证据及考古线索。据《尚书·顾命》记载，周王朝与四方少数民族保持一定的联系，西周国宝就是越玉和夷玉，想必东南古扬州百越族和东北之夷均向周王室献纳瑶琨与珣玕琪，这也要通过百越和东夷的玉贡之路方可达到周丰、镐二京，其中珍贵者为周王室留作国宝。西周采取分封制以巩固统治，同时将王室留作国宝。西周采取分封制以巩固其统治，同时将王室之宝物分给诸候带至各封国，如晋王妃扬姞殉有殷商玉器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西周王室通过各地诸候传播了西周王正统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和伦理纲常。
　　由此可知，西周玉石贡路也并非仅有一条，也是同时存在着几条，在此至少可以说已有球琳、瑶琨和这３条来自西方、东南、东北的不同方向的玉石之路－－贡路。当然，主要的玉石之路还是来自昆仑的和田玉路，但其具体路线是由青海进入和田，很可能河西廊以西的线路已被鬼方所阻拦，西周王朝与新疆诸部的直接联系早已被隔断，和田玉路已经由武王时期的甘西（域）或线路（即周中、后期的鬼玉之路）改为由甘、青入和田的一条捷径。这条夏、商、周三代的昆山玉路已有近千年历史，可能是进贡兼商贸之线路。这条“昆山玉路”的距离因夏、商、周都邑位置不同，以殷墟为最远，夏墟次之，而西周镐京距昆仑山最近。夏、商、西周三代的昆山玉路经历了什么地方到达终点？是否走的同一条线路？是否开辟了新的线路？这些问题因涉及古历史地理，非常复杂，都是需要经过一定的科学研究之后方可勾勒出一个轮廓，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１９８９年那时只是为了说明“玉石之路”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陈迹，便参酌汉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勾画出自新疆和田至安阳的“玉石之路”，省却了夏、西周的“玉石之路”，给读者造成了一个历代玉石之路是同一条线路的错觉。还有一个疏忽就是没有讲明史前还有若干支“玉石之路”。如上述，到了三代除瑶琨之外，如珣玕琪与鬼国玉可能均与中央王朝发生过玉石进贡、交流的情况，至于说“玉石之路”和“草原道”支线因地貌变化更复杂，须留待日后研究解决。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路”比起西周时期必然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的终点由镐京迁至洛阳。此外，秦、晋、燕、齐、楚等诸候强国可能越过东周朝廷直接或间接向昆仑取玉。此时，在“和田玉路”，上出现了一个半独立的“月氏”国，它像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一样隔断了“和田玉路”，所以，据《管子》记载除了“昆山之玉”外还有“禺氏之玉”也就是“月氏之玉”。这就说明许多诸候国不能从昆仑直接买玉，昆仑玉都为月氏官吏或商人所把持，诸候国要买和田玉必须经过月氏商人方可买到，此时也就出现了“月氏玉路”。所以，“月氏之玉”。在诸候国传播开来，慢慢地便淡化了和田玉或昆山玉的称谓。战国时期，月氏不敌匈奴而弃家逃窜到中亚，月氏故地河西走廊便成了人烟稀少的缓冲区。西汉武帝借此天赐良机，派遣张骞赴西域的诸国联系共同抗击匈奴，同时又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丝绸之路”，运出了大量的丝绸制品，和田玉也通过“丝绸之路”进长安，于是世人只知有丝绸之路而不知还有夏、商、周三代的“玉石之路”更不知丝绸之路是沿着周武王时期玉贡古道走出来的。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取代汉唐陆上丝绸之路之后，被掩盖了的玉石之路（实质上是中原王朝沟通西域诸国的贡道）又浮现在朝廷和商人面前。一方面作为西域诸国与中央朝廷往来纳贡的一条通道，和田玉璞也就成为西域诸国的重要贡品；另一方面西方宝石、玻璃、香料及药材也成了另一些贡品，随同和田玉一起进贡朝廷。元、明继之，至清乾隆２０年将新疆纳于版图，于２５年（１７６０年）命回部每年贡玉４０００斤，沿这条古道运至北京。至嘉庆７年（１８１２年）玉贡减半，为每年２０００斤。到了道光元年（１８１２年）撤销玉贡，其贡路的历史也宣告结束。此后，此路便成了私运和田玉的艰难小道。
　　１９４９年新疆解放，这条和田玉小道方被公路和铁路取代，“玉石之路”也就消逝了。成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沟通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和有着长达４０００年悠久历史的“玉石之路”，仅仅给人们留下了淡漠的记忆。
　　夏朝确立了和田玉在王室中的主导地位之后延续了４０００年，但和田玉从未完全取代其它玉石在内廷的地位和作用，各朝的贡玉仍是多元的，不是完全来自和田一地。由此可以判断，有着悠久历史的“夷玉之路”不仅依然存在，还经常向朝廷贡玉，这一点我们也是不应忽视的。
　　“玉石之路”不仅是中国玉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的国内外交通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考古以及地质、玉石开采和贸易等多学科、多专业的人士参与、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经过若干年的专题和综合的科学研究之后有望完成。在整个工作中还离不开航天、航空、测量与摄影等专家参与和配合。总之，它是一个系统的科研工程，需要有相关的部门统筹安排，投入巨额资金，组织大量科研人员，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个人的、团体的自动投入只能充当一种助力，起到催化剂或润滑油的作用，关键还在于统筹安排和分工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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